正所谓，时势造英雄。郭子仪、岳飞和于谦都曾身处于乱世，挽大厦于将倾。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，个人品行不同，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结局。

岳飞

时代：奸臣当道。北宋亡国后，以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政权在金军追击下一路漂泊。面对强大的金军铁骑，高宗早已失去了抵抗的信心。再加上主和派秦桧等大臣的唆使，南宋高宗以对金求和为主要方针。岳飞等主站派的存在也是为了平息民怨，增加谈判求和的砝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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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行：岳飞忠贞为国，性情刚直，不畏权贵。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军纪严明，战功赫赫，受到高宗的肯定。但是他坚持北伐，迎回二圣的想法与高宗的决策冲突，并为高宗所不满。有宋一朝，重文抑武，岳飞胜仗打的越多，越是引起高宗及朝臣的忌惮。特别是高宗在经历"苗刘之变"风波后对武将的信任度降低，时刻加紧提防。

岳飞坚持北伐的主张也为秦桧等主和派大臣所不容。岳飞清正廉洁、刚正不阿，他曾说"武将不怕死，文官不爱钱"方可天下太平。正是因为"水至清则无鱼"，他也得罪了不少同僚。最后以"莫须有"的罪名被陷害冤杀。

于谦

时代：土木堡之变的危局，夺门之变的乱局。土木堡之变后，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，军队精锐尽失。在明朝将要亡国的危急时刻，于谦力排众议坚持北京保卫战，并奏请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。在他的领导下大明军民成功击退了蒙古对北京城的入侵，保住了大明的基业。代宗朱祁钰在位时期重用于谦，对他信任有加。

夺门之变改变了于谦的命运。在代宗朱祁钰病重期间，武将石亨、文臣徐有贞和宦官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，迎立太上皇朱祁镇复辟登基。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于谦是代宗朱祁钰的宠臣，而且是代宗即位的拥立者，朱祁镇与朱祁钰兄弟两人关系是水火不容，朱祁镇的复辟就注定了于谦的悲剧下场。

品行：于谦品行刚直，得罪小人。夺门之变后，英宗朱祁镇鉴于于谦再造大明之功有心赦免他的死罪，却遭到了石亨、徐有贞等人的反对。于谦之前因为秉公办事得罪过石亨、徐有贞，被他们所嫉恨。徐有贞向英宗进言说"不杀于谦，复辟之事则师出无名"，最后英宗以谋反罪名将于谦处死。

郭子仪

时代：安史之乱，藩镇割据，边关动荡。郭子仪处于安史之乱的大动荡时期，这个时期的大唐中央政府势力减弱，已无力管控地方割据的藩镇，而且边关时常遭受少数民族的侵掠。郭子仪率军平定安史之乱，收复长安、洛阳； 击败吐蕃、党项的入侵；成了大唐维护其中央权威的主要支柱。特别是在仆固怀恩反叛、李光弼去世后，郭子仪是大唐朝廷少有的能征善战的统帅。各地的反叛，还有吐蕃党项的入侵，使得肃宗、代宗和德宗三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郭子仪。

品行：郭子仪谦恭忍让，礼遇小人，恃宠不骄。郭子仪虽有再造大唐之功，却也有着功高盖主的风险。为此，他一直谦恭礼让，遵从朝廷号令，还特别注意礼遇奸佞小人。郭子仪抵御吐蕃时，鱼朝恩指使人挖掘其父坟墓，大臣都担心他举兵造反。郭子仪入朝后，代宗将此事告诉他，他流泪道："我长期带兵，不能禁止士兵损坏百姓的坟墓，别人挖我父亲的坟墓，这是上天惩罚，不是有人和我过不去。"郭子仪一直奉行不得罪小人的宗旨，得以在宦官和权臣之间周旋不倒。

据说，郭子仪在生活上也是较为奢侈，购置良田美宅、姬妾美女，把自己设定成贪图享乐之人，自污以求得皇帝安心。

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功臣武将们大都很难善终。郭子仪虽功高却不恃宠而骄，还把自己伪装成为贪图享乐之人，特别是他谦恭礼遇小人，最后才得以安度余生。